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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角菜

我在遥望,月亮之上,那里有谁的梦想?

 
 
 

日志

 
 

金岳霖有什么趣?  

2008-04-21 21:46:03|  分类: 发表论文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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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为初稿,发表于《中学语文教学》的是修改稿,于此可见编辑的功夫。姑存之,也作个记念。

 

 

 

汪曾祺先生的《金岳霖先生》口碑很好,许多文摘类刊物都进行了转载,现在它又被选进了苏版高一新教材,我们不由地为学生而高兴――他们真有福气。然而,在课堂上,我们看到的却是这样的不和谐的一幕――金岳霖曾因林徽因生日而请客,老师问道:“金先生为什么会请客呢?”学生答曰:“他追她的。”“的”字拖得很长,其粗俗之状不堪入目。《金岳霖先生》一文采撷了许多生活细节写活了一个“有趣”的金岳霖。此中到底真趣何在?为了斯文不再扫地,看来我们还是要强作解人,去辨析一下,不妥之处,还请方家指正。

一、这趣中“雅”的成分较多

金岳霖先生确实很有趣,就看那副眼镜就够了,一只镜片黑,一只镜片白,也亏他想得出来,更“难能可贵”的是,先生就这样一直戴着,真到眼疾医好为止。就凭着这一趣味,我们就可以赠他一个“特立独行”的外号,不过,笔者以为,这一趣味还是表层的,可模仿的,真正能代表金岳霖先生趣味之内涵的是这样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细节:形式逻辑很枯燥,可金先生乐此不疲,而不疲的原因竟然是“觉得它很好玩”。这一趣味是不可模仿的,这是雅趣。生活中更多的是俗趣,生活化的,带点颜色最好,这种东西,手机短信中多的是。可金先生的这一趣味缺乏大众生活基础,所以也就难怪智慧如萧珊者也会发出奇怪之问。这一趣味是学者的,是文人的。

二、这“雅”中有魏晋风度

也不需要怎样的慧眼,其实我们大家都能看出来,金岳霖先生之“雅”中有魏晋风度。这一点,苏版教材借练习说了,但它说得太委婉,选了几个《世说新语》的细节,要学生体验其中的美,这恐怕就不是所有学生都能看出来的,所以这里再唠叨几句。

我们不妨选几个细节来看一看。

魏晋风度最显在的表现就是个性意识的觉醒,所以,穷途之哭、扪虱而谈往往为人们所津津乐道。这些特征,在金岳霖先生身上很显明地存在着,黑白镜,扪虱而谈等等都是,就不细说了,我们来看看另外一个细节:

林徽因死后,有一年,金先生在北京饭店请了一次客,老朋友收到通知,都纳闷:老金为什么请客?到了之后,金先生才宣布:“今天是徽因的生日。”

学生发笑的正是上面这个细节,他们看到的是“他追她”的肉欲之爱,我们从中读解出的却是一往情深,却是圣洁之爱。林徽因已然去世,尘世之和合美满已然不可能,然而,金岳霖偏偏不能忘怀,不仅如此,他还专门请客,还特地请大家到北京饭店这样豪华的地方来搞一个隆重的纪念。难怪“今日是徽因生日”之言一出,满座为之唏嘘。(陈宇《暮年金岳霖重谈林徽因》,《传记文学》1999年第2期)这难道仅仅是爱情?我以为文中这一段话很值得注意:“金先生对林徽因的谈吐才华,十分欣赏。”如果说这是当年爱的基础,那么在林徽因去世后,它就具有了某种象征的意味,或者说,与其说金岳霖怀念林徽因,倒不如说金岳霖是在追忆一种逝去的美好。这一情感是纯粹的,高洁的。

由此,我们不由地想到了这一段文字:

兵家女有才色,未嫁而死。籍不识其父兄,径往哭之,尽哀而还。――《晋书 阮籍传》

阮籍哭什么?非亲非故,他有什么哀?我们不妨在“才色”二字上多注目一会,多去意会一下“才色”二字背后的象征性内涵。

宗白华先生认为,魏晋风度的根基“更主要的还是他们的‘一往情深’”,(参见《美学散步》之《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情之所钟,正在我辈”,晋人自我标榜的“深情”在金岳霖先生身上随处可见。

――林国达游泳淹死了。金先生上课,说:“林国达死了,很不幸。”这一堂课,金先生一直没有笑容。

这一细节不由令我们想起“子于是日哭,则不歌;食于丧者之侧,未尝饱也”。

――(上课时)金先生讲着讲着,有时会停下来,问:“王浩,你以为如何?”这堂课就成为他们师生二人的对话。

从教学的角度来说,金先生此举确有可诟病之处――他没有面对全体嘛,但正是从这一忘怀当中我们看到了他对学问的一往情深,前面的“我觉得它很好玩”则是这一一往情深的正面直接的表达。

三、这“雅”中不全是魏晋风度

如果我们细细辨析一下就会发现,金先生的风度与魏晋风度还有些区别。《阮籍传》中记载:“籍嫂尝归宁,籍相见与别。或讥之,籍曰:‘礼岂为我设邪!’” “礼岂为我设邪!”后来就成为反礼教的代表性话语。但金岳霖先生于礼并不如此拒绝,“他常年戴着一顶呢帽,进教室也不脱下。每一学年开始,给新的一班学生上课,他的第一句话总是:‘我的眼睛有毛病,不能摘帽子,并不是对你们不尊重,请原谅。’”他懂得礼节,并为自己的在一般人看来不太礼貌的地方郑重其事地道歉,希望对方能够谅解。这就与我们常说的魏晋风度有了较大的区别。

这还是表象上的,如果我们由此再细究下去,就会发现更本质的区别。金岳霖先生所以常年黑白镜戴帽子,那是因为他的眼睛不好,不能不如此。而阮籍的穷途之哭则不是这样。他“时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反”,他这样做并没有一个必然的理由,也就是说,他这样做有些作秀的成分,行不由衷,有些矫情。这一点,我们看嵇康的《家诫》可以看得很清楚。《管锥篇之八十九》云:“嵇《家诫》谆谆于谨言慎行,若与《绝交书》中自道相反而欲教子弟之勿效乃父者”,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也说:“他(嵇康)在《家诫》中教他的儿子做人要小心,还有一条一条的教训。有一条是说长官处不可常去,亦不可住宿;官长送人们出来时,你不要在后面,因为恐怕将来官长惩办坏人时,你有暗中密告的嫌疑。又有一条是说宴饮时候有人争论,你可立刻走开,免得在旁批评,因为两者之间必有对与不对,不批评则不象样,一批评就总要是甲非乙,不免受一方见怪。还有人要你饮酒,即使不愿饮也不要坚决地推辞,必须和和气气的拿着杯子。我们就此看来,实在觉得很希奇:嵇康是那样高傲的人,而他教子就要他这样庸碌。”

可见,金先生的风度自然的因素更浓些,更率真一些,而嵇阮他们机心还是有一些的,当然,这其中都有原因,尤其是时代的原因,这里不再分析。

四、再说两句

还想再补充两句。

汪曾祺先生为什么要写《金岳霖先生》呢?从文章中似乎也能琢磨出一些道道来。文章起首就说:“西南联大有许多很有趣的教授,金岳霖先生是其中的一位。”这句话很值得琢磨。一般说来,为传主作传,都会把传主突出来,以显示其与众不同。可这句话说得很清楚,“有趣”是西南联大许多教授的共同特征,“金岳霖先生是其中的一位”,而不是“尤甚者”。这样,金岳霖先生就是联大教授中很平常的一位,于是,也就成了他们的代表,写了金岳霖,也就是写出了西南联大的诸位先生。这样,我们对文章时不时插入联大教授的故事就不至于奇怪,因为他本意就是如此。我的这一想法在结尾也得到了印证,结尾说:“联大的许多教授都应该有人好好地写一写。”这就把目的说得很清楚。当然,是不是一定这样,见仁见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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