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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角菜

我在遥望,月亮之上,那里有谁的梦想?

 
 
 

日志

 
 

讨论法在中国  

2008-04-21 20:23:4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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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写于2004年,发表于2006年2月,是在香港的《中国教研交流》上发表的。姑存之。

 

作为一种教学组织形式,讨论在中国应当说是由来已久,早在两千多年前的《论语》中就存在着大量的讨论的案例。但是作为一种教学方法,尤其是在现代教育观念烛照下的教育方法,它的产生不过是近百年的事。

讨论法在中国的发展大约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其一为引入期,也可以说是摸索期。讨论法之所以会在中国诞生,与西方教育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很有关系。说到这里,我们不能不说到杜威。二十世纪初,杜威先生有一位名叫胡适的中国高足,他在学成回国后,面对中国传统的“满堂灌”即教师包讲的教学方法,提出了与中国传统完全不同的教学理念,即在课堂教学中引进“讨论”,让学生动起来。1920年9月,他在《中学国文的教授》一文中提出:“国语文的教授法,:①、小说与戏剧,先由教师指定分量,自何处起,至何处止,由学生自己阅看。讲堂上只有讨论,不用讲解。……⑥长篇的议论文与学术文,也由学生自己预备,上课时教员指导学生讨论。”(1920年9月1日《新青年》第8卷1号)同时,他还对讨论的实施细则做了粗略的说明。客观地说,他的这一倡导与真正的讨论法还有很大的距离,而且学生也很难按他所说的那样去做起来。但由于胡适先生本人在中国的影响非常大,所以,他的这一倡导在中国还是得到了很多人的响应。据不完全统计,到1925年,运用讨论法教学的学校已接近当时学校总数的三分之一。(参见拙作《讨论法的理论探索》,2001年第10期《江苏教育研究》)也就是说,在当时,讨论法的影响已是非同小可了。其二为深入研究期。真正对讨论法进行理论研究并取得很大成就的是中国著名教育家、中国教育部前副部长叶圣陶先生,他在近七十年的教育生涯中对此进行了持续不断的探索。1940年代,他向人们描画了讨论法课堂教学的基本结构,即课前预习、课堂讨论、课后练习的三段结构。(参见叶圣陶《论中学国文课程的改订》等文章,《叶圣陶集》第十六卷)因为符合学习规律,他的研究成果被更多的教育家和广大教师所认可。然而,由于“文化大革命”等特殊因素的影响,在1960至1970年代它都没能发挥更大的作用。其三为大力推广期。1980年代以后,中国教育的发展逐步走上正轨,于是,讨论法再次受到人们的重视。在一九九九年的中国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它便再次被中国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所提倡,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中明确提出:“智育工作要转变教育观念,改革人才培训模式,积极实行启发式和讨论式教学,激发学生独立思考和创新的意识,切实提高教学质量。”(《中国教育报》1999年6月17日第一版)于是,在中国大地上,它便再次呈现出如火如荼的局面。

纵观讨论法在中国近百年的发展史,我们可以发现,讨论法的运用在中国有两次热潮,其一为二十世纪前期,其二为二十世纪末期。如果我们稍稍细心比较一下就可以发现,这两次表面看来似乎完全相同的运用其实有着很多的不同,这一切,最突出地表现在这两个方面。

1、倡导者不同,这是最根本的不同。二十世纪前期胡适之先生的倡导纯属个人行为。在发出倡议时,他不是教育行政官员,更不是教育部长。当时,他只是教育工作者,如果说他与别人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他的社会影响力大一些,他是当时中国知名学者。而二十世纪末期的那一次推广就不同了,那是政府行为,是在国家隆重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面向全国所有的老师提出来的。这其实是要求,而不是倡议。这两者的差别尤其是在影响力收的差别是显而易见的。

2、运用讨论法的条件不同。这一不同我们可以从如下几方面来认识。①、对教育的认识不同。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正处于革故鼎新时期,社会变化极快。从教育角度来看更是这样。当时的教育工作者几乎人人都知道中国的教育状况不好,都想改革,但朝什么方向改,怎么改,能说出个一二三四的几乎没有。即便是大学者如胡适,他当时所想的也不过是请杜威先生来华讲学,“在教育一方面输入新鲜的教育学说,引起国人的觉悟,大家来做根本的教育改革。”(姜义华主编《胡适学术文集  教育》P50,中华书局1998年版)但到底怎么改,胡适基本上是照搬杜威的那一套,胡适之先生自己基本没有什么新东西。但是到了一九九九年,无论是普通教育工作者,还是中国政府的高层决策者,他们对中国教育状况都有了非常深入透彻的理解,这从《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来,决议中说:“由于主观和客观等方面的原因,我们的教育观念、教育体制、教育结构、人才培养模式、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相对滞后,影响了青少年的全面发展。”这时候人们对于教育的认识早已不是胡先生时代的模模糊糊一个“教育”所能概括了,教育观念、教育体制、教育结构、人才培养模式、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的细化意味着人们对教育认识的深化。而且,这一问题还被提高到事关“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局”的高度来认识。②、理论基础不同。二十世纪初,中国人对于西方世界是知之甚少,“讨论”这样的新名词很难出自土生土长的中国人之口,胡适之先生是有留洋经历的,他自己坦言:与杜威先生接触,意在“输入新鲜的教育学说,引起国人的觉悟,大家来做根本的教育改革。”也就是说,他所设计的“讨论法”的理论基础不是中国的,而是纯西方的。可是二十世纪末,情况就不一样了,此时中国实施“改革开放”的国策已有近二十年,中国教育工作者不断吸收西方世界的先进教育理论,用以解决自己的问题。在这一过程中,很多西方理论都已在中国实现本土化。讨论法也是这样,经过中国几代教育工作者的不断摸索,讨论法已在“摆脱教师一言堂,促进学生动手能力发展”等方面建立起了自己的理论,也就是说,它已与西方的母本讨论法有了很大的不同。这从美国Stephen D Broookfield和Stephen Preskill著的《讨论式教学法》可以清楚地看出来。(《讨论式教学法》,美国Stephen D Broookfield和Stephen Preskill著,Jossey-Boss Inc.1999年版,其中译本2002年由中国轻工业出版社出版)③、实践模式不同。胡适之先生时代的讨论法,大概还谈不上什么实践模式,他之所以提倡讨论法,更多出于理想的憧憬,或者也与他大学的治学经验相关。他在一九二零年开始倡导“讨论式”教学,两年后当他对此加以反思时他说:“那时候没有什么标准,全凭理想立言。”(顾黄初、李杏保主编《二十世纪前期中国语文教育论集》P124)可是到了二十世纪末期,讨论式教学已经在叶圣陶先生的研究基础上发展出了多种实践模式。换句话说就是,以往的讨论法是理想式的,海市蜃楼的,而现在的则是较为成熟的,。

那么,中国当今的讨论法呈现出什么样的特点呢?

1、讨论法主要为课堂教学服务。通过课堂学习通过书本学习是中国人对学习的最基本的理解,直到现在,仍有不少中国人称小孩上学为“念书”或“上学堂”。与此相应,中国老师在课堂上的基本授课方式是讲解,这造成了许多弊端,尤其是学生学习的主动性没了,当然地,学生的创造性也没了。讨论法之所以会在中国走俏,与此很有关系,人们希望讨论法能使学生恢复生机与活力,尤其是创新能力。这从一九九九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来。在要求老师“积极实行启发式和讨论式教学”之后,《决定》紧跟着就说到“激发学生独立思考和创新的意识”。这两者的关系我们可以看作是手段与目的。在此之后,《决定》明确要求:“要让学生感受、理解知识产生和发展的过程,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和创新思维习惯,重视培养学生收集处理信息的能力、获取新知识的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语言文字表达能力以及团结协作和社会活动的能力。”这些都是有识之士对讨论式教学法的期望。但是,在中国国内,普通民众仍然普遍认为:不读书就不是学习,不上学也不是学习。这些在中国根深蒂固的观念促使讨论法的影响大多只能局限于书本,局限于课堂。在笔者看到的研究讨论法的文章中,几乎没有就越出这一界限的。

2、讨论法更强调问题与答案的开放性。又要“激发学生独立思考和创新的意识”,促进学生动手能力的发展,又要不越出书本,不走出教室,夹缝中求生的中国讨论式教学于是在讨论题上找到了出路,即如今的讨论式教学法更强调问题与答案的开放性。有不少学者指出:“科学地实施讨论法(要)具有一定的条件和要求:其一,问题的开放性,即所提的中心议题要能启发学生进行多向思考。……其二,所提问题教科书上最好没有现成答案。如果有现成答案,则应引导学生将教科书看法仅仅作为一家之言,启发学生得出其他答案的可能性,由学生探讨可能的多种答案。这就要求教师必须具有开放的思想,允许不同观点、结论的存在。”(刘玉新《对历史讨论法教学的探讨》,《历史教学》2003年第1期)

3、现代化媒体有走进课堂帮助讨论的趋势。随着现代化媒体使用的日益广泛,而今,教室里也越来越多地见到它们的身影。讨论课中也是这样,现在已有越来越多的老师在讨论课中借力于媒体,在2003年中国第三届思想政治优质课竞赛中,吴晓艳老师正是凭借讨论与媒体的完美结合征服了评委与观众,最终获得了全国一等奖的第一名。讨论与媒体的完美结合具有极为诱人的前景。在传统课堂中,“信息交流渠道是单一的,或教师——学生,或学生——学生,或教材——学生,总之是一个强势信息源在发挥作用,而其它弱势信息则往往被视为杂音而受到压制。可以这样说,自班级授课制取得领导地位以来,信息交流的时间与空间便一直是个矛盾,人们既希望在一个单位时间内重要信息能传播到尽可能大的空间,同时又希望能在同一时间内接收到更多的来自不同空间(学生)的反应,于是,正音、杂音的矛盾就接踵而来,络绎不绝。”(拙作《语文媒体讨论课浅说》,《江苏教育技术报》2003年5月20日)理论的研究和实践的探索都告诉我们,在讨论课中,媒体的恰当运用更有助于发挥讨论法的长处,从而解决班级授课制中这一理论难题。

如今,人们已越来越认识到讨论法的价值,在课堂教学中主动使用讨论法的老师越来越多,而且讨论法的实施正在突破“课内”“书本”的局限,向课外延伸。但也有些老师认识到,讨论法耗时很多,延伸向课外可能会使学生丧失知识的系统性,结果得不偿失,于是,他们坚持,讨论法应与其它教学方法综合运用才更好,这一折中方案是很有见地,也很有推广前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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