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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角菜

我在遥望,月亮之上,那里有谁的梦想?

 
 
 

日志

 
 

再说“工具性”  

2008-11-15 08:33:17|  分类: 发表论文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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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2004年7月4日在《教师报》上发表的文章。当时刚写完叶圣陶的书,有些茫然,就把以前思考过但没时间完成的事情做了做。录以备忘。

 

 

再说“工具性”

 

                 一

语文是什么,提出这一问题固然能显出问者之勃勃雄心,但更多的回答者面对着它却总有一种力不从心的感觉,老虎吞天,无处下口。我们不妨迂回一下,像这样发问,语文想干什么呢。这一点,答案是很明确的:一九七九年,张志公先生回忆道,当年设立语文课时,大家一致认为:“在普通教育阶段,(语文)这门功课应当教学生在口头上和书面上掌握切近生活实际、切合日常应用的语文能力。”(张志公《语文教学论集》P20)这基本上是叶圣陶的观点。早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叶圣陶先生就指出:“国文,在学校里是基本科目中的一项,在生活上是必要工具之一种。”(《叶圣陶集》之卷十三,P108,《叶圣陶集》,江苏教育出版社1987-1992年出版)这也是语文学科“工具性”的由来。应当说,这些基本上代表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前人们对语文学科的认识。

有了这一定性之后,语文学科的中心工作就变成了努力实现这一目标了。怎么实现呢?就在这里,我们发现了一个秘密。

从工具性的角度来说,我们面临着这样的两个选择。其一,作为语文学科工具性之具体体现的人际交往,其深度可以是无限的。爱因斯坦当年曾自信地宣称,在当时,理解他学说的人不会超过五个,现在,当我们津津于霍金时,真正理解其学说的又能有几人?其二,如果不从内容角度来谈,仅从技术角度来看,我们同样会遇到一个“无限”的话题,即,用以支撑交流的语汇也是无限的。面对这两个“无限”的解读,我们如何选择?

在现实的教学中,我们选择了后者。于是,小学语文就是拼音、集中识字,初中就是构词构句之法,高中语文教学则集其大成,拼音、标点、错别字、语言运用,当然也讲阅读、写作。这里到底能有多少内容,别的且不说,我们且来看看语言运用。语言运用分实词运用和虚词运用,实词运用又分一般实词运用和特殊实词运用,特殊实词又分两类,一类是成语,一类是俗语。再加之,词语在发展,词典解释又不统一,所以,这里到底有多少内容,我们只能说,没底。这就是语文教学的现实。

这样学习的结果是什么,大概是天怨人怒,学生不高兴,老师不高兴,家长不高兴,专家们可能更是忧心忡忡,尤其是对高中的语文学习。

 

                 二

 

在“工具性”的指导下,语文发展起来了,也糟糕起来了。据此,有人说,要超越工具性。

如果就考察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后语言的发展而言,似乎确实应该如此。但是如果把眼光放得更长远些,我们就会发现,这一见解是片面的,不妥当的。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中国曾经长期言文分离,由此造成无数弊病,于是清朝末年就有了“小说界革命”,民国初年就有了“新文化运动”。他们的努力之一就是在“言”与“文”的统一上。这些思潮在教育界的表现就是专门的语文学科(国语、国文)的诞生,就是学科性质“工具性”的定性。语文教育史学者们几乎都认为,工具性是语文学科的最基本性质,不宜轻易否定。此其一。

其二,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学者,我们还应该思考,语文学科现在的弊病是否都是由“工具性”造成的。从这一角度来说,我们以为,导致语文学科如今窘境的原因不在“工具性”,而在我们。是因为我们对“工具性”理解不透才导致了语文教学如今的窘境。

我们以为,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理解“工具性”是应该的,是必须的。为了促进学生语言交际能力的发展,一定的识字量是必须的。所以,在某一时间段,尤其是初学阶段,“工具性”必然体现为纯技术层面的字词学习。这一点已为实践所证明。我国古代蒙学几乎都从“三百千”开始,斯霞老师的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但是,我们也必须注意,古代蒙学在“三百千”之后便迅速进入“典籍文化”的学习,斯老师集中识字的目的也在于使学生提前读写。也就是,在他们那里,字词只是工具,阅读才是目的。反观我们的语文教学,我们的识字时间太长了,长达十二年之久啊!我们的学生世界观、人生观都已经快形成了,可语文教学还在那儿忙着字词的解释。是可笑还是可气?如果调查一下,我们就会发现,语文教学的问题集中在高中,高中学生对语文最大的反感是语文烦琐,没文化含量,不能有效促进其发展。这就是我说的我们对“工具性”理解不当,我们更多人没有想到“工具性”有这两种读解方法,更没有想到“识字”层面的工具性与“典籍阅读”层面的工具性有其各自的适应性。硬是以此代彼越厨代疱那肯定是要犯错误的。

 

                三

 

在探讨了“工具性”的层次空间之后,我们再来探讨一下“工具性”与“人文性”的关系等问题。

在不少人眼里,“工具性”与“人文性”是对立的,至少说是分离的,“工具性”就是“工具性”,“人文性”就是“人文性”,二者井水不犯河水。我们要说,这一见解同样是不全面的。我们来思考一个问题,什么是对学生最大的人文关怀?我们以为,促进学生发展就是对学生最大的人文关怀,语文学科促进学生发展了,语文学科就具有“人文性”。通过语文的学习,学生发展得越充分,则语文学科的人文性越浓厚。从这一角度来看,“工具性”是体现了对学生的人文关怀的。识字也罢,经典阅读也罢,都是在为学生的发展着想。有人会说,识几个字算什么发展。我们认为,这是他的“发展观”有问题。对于不同年龄段的学生来说,发展的含义是不一样的,同样,促进其发展的措施也不一样。我们不能一谈到“发展”,就立即想到各行各业的大师们,大师们的发展也是从“识字”开始的。

如果大家能够同意上述的分析,我想我们对新课标应该理解得更加充分,我们对高中阶段应该在哪些方面促进学生的发展应该更加清楚,于是,我们对语文高考试卷弊端的认识也应该更加深刻。高中语文就应该加强典籍文化的阅读,烦琐的字词教学可能是对学生精力的一种浪费,也是对学生智力的一种浪费。王小波说:“降低人类的智能,乃是一种最大的罪孽。所以,以愚蠢教人,那是善良的人所能犯下的最大的罪孽。”对此,我们应该警惕。

在此,还想补充一点。我们还必须注意另一个问题,即,“发展”不是一个泛泛的不着边际的概念,它有明确的对象。我们这里说的“发展”指的是一个中国人的发展,而不是外国人的发展,我们要培养的不是一心想着绿卡的外国候补公民,而是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我们要“特别强调使学生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热爱中国共产党,自觉维护国家尊严和利益,继承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弘扬民族精神,有为民族振兴和社会进步作贡献的志向和愿望。”(《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实验)》P1,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版)“高中语文课程必须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所以,隐含在“人文性”背后的是“母语文化熏陶性”这一性质,而且这一点我们还必须高度关注。近日,专家们在研讨《大学语文》教学时认为:“不光是大学语文,还有中小学语文,要从国家普通话战略建设上(去考虑),它涉及到保卫汉语的问题,涉及到保卫整个国家民族,从战略上我们应当意识到(这)不是面子问题,而是生存问题。”(2004年5月14日《中国教育报》,黄蔚《大学语文:何时起出尴尬》)从这一个角度来说,我们应当高度重视我们的本土文化成果。民族的才是世界的,离开了民族的根,我们就可能成为文化上的流浪者,那是可怕的,不可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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